“每天除了4至6小時的睡覺時間，其余時間基本都在工作。”“研究沒有獨立性，只能做PI（課題組組長）的‘打工仔’”“帶著激情和奉獻努力工作，通往永久職位的道路卻籠罩在黑暗中”……
處于學歷“金字塔”頂端的博士后研究人員正在為職業前景、工作壓力和穩定性等問題感到不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多位博士后對晉升壓力和不明朗的就業前景表示擔憂。
不過，作為“過來人”的多位教授則認為：博士后制度不是招生，而是招工；博士后站沒有義務做“學術慈善”，為博士后提供訓練和晉升通道。
截然不同的觀點指向相同的核心問題：隨著博士后隊伍的擴大，博士后的定位是否應該發生變化？博士后制度是否應當適時調整？
博士后的“苦惱”
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行博士后制度，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當年僅有1人進站。到了2019年，博士后進站人數達到25514人。
博士后人數的增加和終身教職晉升通道之間“僧多粥少”的矛盾日益凸顯。工作壓力大、晉升通道窄小，讓許多博士后苦惱、心焦。
1.終身教職“摸不著邊”
李想是北京某研究所一名崗位博士后。按他的說法，崗位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高一級”——在博士期間比普通博士后發的論文數量多，博士后期間的工資由國家、研究所發，導師不用出資。而普通博士后的工資大部分由導師出，研究方向也更容易受到導師限制。
盡管如此，對于實現心中的理想——留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再努力晉升為副研究員、研究員，他并沒有太多信心。
進站一年多，他已經發了一篇論文，距離跨越從博士后到助理研究員的“門檻”還差一篇“一區”（所發文章期刊需在領域內排名前25%）。眼看兩年研究時間即將到期，他決定申請一年延期，繼續追逐目標。
李想時刻都能感受到肩頭沉重的壓力：因為即便論文達標，也只是跨過從博士后到助研的“第一道關”，想要通過“第二道關”晉升“副高”，還要申請一項國家級基金（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中央組織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而這些項目的年齡上限是35歲。
“如果超過35歲申請國家基金，就要與副研、研究員等一起競爭其他項目，那樣希望更渺茫。”這讓今年34歲、剛當上“奶爸”的李想覺得“壓力山大”。
再進一步，李想說，即便能夠達到所在單位副高評級的要求，也可能因為競選人數超過崗位名額而落選。“來年還會有新人達標，崗位競爭將進一步加劇。這無形中就造成評副研只能‘排隊上’。”李想說，“即便評上副研，也不一定有編制，意味著你還是合同工。”
2.超過35歲，博士后也“不香”
“認清現實吧，博士后肯定不是‘避風港’。”北京某雙一流高校博士后鄔曉梅向《中國科學報》直言。
“寫論文、寫報告、寫基金，這是基本的工作狀態。”她說，“博士后是給博士生提供的二次選擇機會，如果不加倍努力，連博士畢業時的工作都找不到。”
鄔曉梅坦言，憑借目前的成績不大可能留校，即便通過博士后延期也很難有質的飛躍，所以決定優先找工作。“而且，很多用人單位的招聘年齡都卡在35歲以內，這對于一些大齡博士后來說是不利因素。”33歲的她想“趁年輕”趕緊先找個“槽”。
在“超齡”之前“跳槽”，這也是王勇的打算。他剛從廣州某“985”大學博士后出站，現在該校做“特聘副研究員”。
“說是‘副研究員’，其實也是合同工，相當于是博士后續聘或‘二次進站’，只是換了一個名字，工資待遇跟以前差不多。”他說。
近年來，王勇所在的大學擴招了大量博士后，在社會上引起關注。考慮到該校助教崗位少，加上行政人員官僚氣息嚴重，王勇并不奢望留校，而是希望通過博士后經歷提升自己在論文寫作、授課、表達等方面的技能。
“在35歲到來之前，中途如果找到合適的職位，我就跳槽。”34歲的他距離做出這個選擇越來越近。
3.期待“更好的”博士后制度
此次采訪中，多位博士后表示，盡管目前的薪酬買房絕無可能，但日常生活都過得去。有博士后表示其薪資介于講師和副教授之間，還有人表示其薪酬甚至高于副教授。
讓他們憂心的是，除了晉升通道變窄，一些高校在崗位招聘時，往往存在“外來和尚會念經”的思想。“海歸”博士后和其他人才往往會得到諸如安家費、科研啟動費等更高的待遇，而本校博士后即便是達到副研究員標準留校，也不會得到相關資助。
讓他們感覺“壓力山大”的還有論文發表數量，一些人認為這種對博士后勞動的“壓榨”，不僅會打擊他們的科研積極性，也不利于創新。
其他一些現象也受到博士后詬病，如一些地方和用人單位承諾給博士后額外資助，結果成了“空頭支票”；一些用人單位要求退站博士后退還在校期間所有工資和福利，形成“不平等條約”。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博士后楊國騫在今年3月發表于《科學》的一篇短文中呼吁：“中國需要更好的博士后制度。”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楊國騫表示，高校為了快速發表論文而大規模擴增博士后群體，實際上并沒有讓博士后得到有效訓練。為此，他建議，設站單位應為博士后提供多元化的環境，如增加企業招聘會等，讓博士后清楚，在研究機構做科研只是眾多科研工作中的選擇之一。
博士后招聘不是“搞慈善”
針對博士后的“苦惱”，高校是否應為其提供更多職業培訓和晉升通道？博士后制度是否急需改革？
多位教授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認清“博士后的定位”：博士后并非“學歷”教育，而是一種職業“崗位”。
“博士后工作站是博士無法及時就業的緩沖區，沒有義務做學術慈善，為其提供訓練和更多晉升通道。”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直言。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也表示，博士后是一份帶有“很強實習就業意味”的臨時性工作，高校需要明確告訴博士后這一崗位的性質，以消除他們對這一崗位待遇產生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1.正視“臨時打工崗”
據統計，經過35年的發展，截至2020年，我國已設立7000多個博士后站（3318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和3850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國累計招收博士后25萬多人，期滿出站博士后近15萬人。
“這7000多個博士后站，無論是哪一類，都是臨時性的工作崗位，而不是學歷教育，并非學業的延續。”江曉原說。
博士畢業找不著工作，通過做一站博士后來緩沖，發表論文、積累人脈、增加資歷后繼續找；而高校通過招聘博士后作為臨時雇員來撰寫論文，提高影響力。江曉原表示，這種方式可以讓供需雙方實現“共贏”。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褚建勛看來，現有的博士后制度，包括一些高校斥資擴招博士后做科研，并沒有不合理之處。
“用人單位就像一個人才市場，只要有經費，就可以招聘盡可能多的博士后。如果你在博士后當中水平很高，就會被留下來；否則，干兩年走人，再找一個差一點的地方很正常。”褚建勛說。
“美國就是利用這種機制吸引各國博士做兩三年的研究，然后把最好的人才留下來，促進科學研究的繁榮。現在我們的博士后制度發展得還沒有這么充分。”他補充說。
“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高學歷人才稀缺，這使得博士后一度被視為比博士更高的‘頭銜’，并被作為師資力量來源給予留校等各種政策優惠。”熊丙奇說，時至今日，很多人對博士后的定位認知仍未轉變，希望獲得以前的“優待”。這種認知偏差造成很多博士后對當前晉升通道縮小極不滿意。
“整個高等教育的格局已經發生變化，對博士后定位的認知也必須改變。”他說。
2.看清“論文責任”
博士后期間單一的“發論文”訓練，包括無法隨心所欲研究喜歡的方向，也是此次采訪中博士后的“槽點”之一。
“對個人來說，論文是博士后工作期間績效的最直接反映。如果連論文都不寫了，靠什么評價你的成績？”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袁軍鵬如是問道。
袁軍鵬仍然記得15年前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做博士后的情形，當時該校博士后人數就遠超職員。“博士后是科研創新的一個重要群體，只要你能肩負起責任，干得了事，就不會被忽視。”
對此，江曉原也表示，博士后是由工作單位和指導老師共同資助的，被要求完成用人單位的論文指標和按照導師的要求做事是合理的，“沒有理由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針對一些用人單位要求退站博士后退還在校期間所有工資和福利的問題，江曉原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霸王條款”或“不公平條約”，而要看具體情況：假定博士后已發表所規定的文章，就不應該向其追索相關退款；假定一篇文章沒有發，什么都沒做，卻享受了一年待遇，當然要追回。
“任何一個工作崗位的雇傭，其實都是一種交易。如果一方完不成交易事項，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爭執。”江曉原說，“用人單位設立博士后站，都不是在搞‘學術慈善’。你拿著比講師還高的工資，玩上兩年就出站了，這合理嗎？”
“如果你干不完活、發不了論文，就不能指責雇傭你的人。”他補充說。
3.進站“三思而行”
博士后擴招導致可供高層次人才爭奪的職位越來越少，很多博士后不得不放棄最初的高校終身教職目標，下沉到中學甚至是小學當老師。
博士后的成本收益比日益“縮水”，還要不要做博士后？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強烈愿望和才能，就朝這條路走；否則，這將是非常艱苦的一條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永謀分享自己的切身感受說。
他寄語“后來者”，選擇做博士后一定是出于對學術的熱愛，同時對這個階段的考驗要有心理準備，努力證明自己的科研能力，拓展學術成果與影響，融入學術共同體，最終獲得永久職位。此外，還要意識到博士后道路不見得百分之百會成功，不盲目地被未來的預期和愿景所誤導。
“如果沒有這樣的打算，可以早一點進入社會。這樣對他個人有利，年紀比較輕，各方面可塑性更強。”劉永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