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高校教授李金新是校內公認的技術大牛。他設計的智能小廚房外形像一個小冰箱，只需要輕松掃碼就能拿到熱乎乎的飯菜。然而，年近60歲的李金新，職稱仍是副教授。

近年來，多個部委聯合開展破“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先后出臺了相關政策，但在實施的過程中有單位表示，破“四唯”后立什么是個問題。

比如，就如何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職稱晉升的考核體系而言，面對“僧多粥少”的職稱評聘局面，一些教師在高校從事成果轉化工作，他們的晉升之路尤為漫長。如何打破這層“天花板”順利晉升呢？

1990年，還在華南理工大學當講師的汪曉軍已經開始將自己的專業與市場結合，一邊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一邊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工作。2008年，汪曉軍獲聘華南理工大學教授。2019年，他帶領團隊開發出一種實現印染廢水反滲透濃水處理及回用于染色的方法，使印染廢水達到近零排放，為學校收獲了第一個“千萬級”專利應用橫向科研合同。

回顧自己30年來走過的成果轉化之路，汪曉軍感慨道：“相對而言，發論文還是比較簡單和容易的。”

他認為，科技成果轉化首先要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一項成果研發出來后，能否成功實現轉化，往往不只是技術說了算，更多由市場來決定，包括市場認可、開辟、營銷等諸多因素。

“開展成果轉化工作的教師相比專門做科研或教學的教師，不應有高低之分，因為兩者的評價標準并不相同，應該為其設立專門的評聘通道。”李金新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李金新看來，開展科技成果轉化，除了要有過硬的技術研究基礎，還要有較強的組織能力、交流能力、判斷力、將技術轉換成市場需求的能力，并全面了解市場、價格、成本等各方面因素。

早在20世紀80年代，李金新就投身無線通信工程的市場應用領域，并積累了一定的成績，隨后他加入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我希望能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傳授給更多的學生。”

在當時，職稱是高校開展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條件之一。“如果我想當官做管理，就不會來高校。我只是想踏踏實實做點事情，把學生教好、把成果轉化好。”為了“躲避”行政管理工作，李金新干脆就“躲著”職稱評聘。

他坦言：“學生認可的是老師這個人，而不是職稱；市場認可的是你能為對方解決什么問題、帶來什么效益，也不看職稱。”

有人提出，在高校開展成果轉化的教師，已經在經濟上獲利，為什么還要去追求副高和正高的職稱呢？

對此，李金新表示，職稱是一種社會認可和榮譽，教師追求職稱是無可厚非的，尤其是年輕教師，職稱直接關系到他們的工資待遇。另外，在還沒有市場積累時，職稱是他們對外開展合作的隱性資本。

“然而，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教師評職稱是比較困難的。”李金新解釋道，一方面，評價標準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金額標定很高，一般教師很難達到；另一方面，高校對縱向課題的重視程度往往大于面對企業的橫向課題，可能做好幾個橫向課題的資金數額，還頂不上一個縱向課題。

雖然擁有眾多科技成果轉化業績，但汪曉軍從講師晉升到副教授，前后經歷了十幾年時間，成功晉升還得益于20世紀90年代末華南理工大學對學校評聘體系的改革。這次改革的標準更注重實際取得的各項科研業績。

“在高校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教師，評正高職稱確實比較難，但真正在做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并且不是很‘自私’地悄悄轉化賺錢，而是在學校設立橫向科研課題，還是有望評上正高職稱的。”汪曉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直言。

“成果轉化與高校密切相關，但一些高校對此還缺乏重視。高校重視招生、就業、報獎等，認為成果轉化的收益歸老師，跟學校沒什么關系，但風險卻全部由學校來擔。”中國技術市場協會技術經理人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成曉建一語中的。

上海大學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文碩告訴《中國科學報》：“對于在高校從事成果轉化工作的教師的晉升，應該制定相對獨立的政策和評聘通道，給予一定的人員比例指標，并列入高校高水平建設的具體內容，讓高校管理層有動力去落實。”

他透露，目前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教師的評價考核已有改革探索舉措，部分高校出臺了相應的辦法，例如以成果轉化到賬經費的類型、多少為核心指標，作為評聘副高和正高的條件，但仍沒有形成系統認識和頂層設計，尚處于萌芽探索階段。

還有人指出，既然要做科技成果轉化，就應該破釜沉舟，在高校還留職位似乎是留有“退路”。

“這一觀點是片面的。”李金新認為，“技術成果轉化到市場上，是對社會和經濟有利的事情，我們應該多干，同時將這些能力和資源反哺到學校，讓學生和學校共同成長，這十分有意義。”

在他看來，教師的本職工作仍然是教學，因此，人才培養也應該作為科技成果轉化評價考核的關鍵指標。

那么，科技成果轉化的職稱評聘還需要考量哪些因素？楊文碩指出，首先要弄清誰來評、怎么評。

他表示，“從事成果轉化工作的教師的評價主體不應該完全在高校，應按照需求導向，以企業為主、高校為輔，形成評價和考核體系。”

“考評重點在生產力形成與否。”對于考評的內容，楊文碩提出，核心指標可以包括以成果轉化進入學校的到賬經費，成果產業化產生的銷售合同、用戶報告、銷售額、利潤率，以及幫助企業實現技術改進、技術迭代的證明，以及培育企業技術人才隊伍的證明等。

除了考評內容，學校教授名額的嚴格比例限制，也是從事成果轉化工作的教師晉升難的痛點之一。李金新說：“由于名額限制，很多符合科技成果轉化晉升條件的教師可能到退休也無法獲得相應職稱，有關部門應該從總量聘任上進行控制。”

“然而，任何事情都很難保證絕對的公平。”汪曉軍表示，“制定科技成果評價標準時應該鼓勵大家公開討論，討論過程必然伴隨著爭論，但只要達成共識、制定標準，就應該參照標準執行。”